张薇 秦惠民｜基于产教融合的“慢就业”纾解：成因、机制与政策优化

摘   要：“慢就业”现象是供需矛盾和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变迁与个体职业选择多元化的互动反映，对个体发展和社会经济产生了多维度的影响。通过产教融合的供需匹配、能力提升和信息畅通三大机制，可有效纾解“慢就业”问题。具体而言，产教融合能够促进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的动态协调，推动职业素养与实践技能的协同发展，并实现校企互动与就业信息的有效传递。决策者可从系统化构建政策体系、精准化设计关键要素、动态化实施政策路径三个层面优化现有政策，以实现对“慢就业”问题的有效纾解。

关键词：慢就业；产教融合；政策优化

一、引言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等教育毕业生在完成学业之后，未按照“毕业即就业”的传统就业模式进入职场，而是选择继续深造、参与短期实习、临时性工作或自由职业等方式延迟就业，形成了“慢就业”现象，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1］。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2015—2023年上海应届毕业生“慢就业”比例从15.9%上升至38%，其中32%选择继续深造，6%选择暂缓就业。这反映了劳动力市场结构变迁与个体职业多元化选择之间的深层互动，可能引起人力资本积累的延迟、职业发展轨迹的不确定性以及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衡，增添社会福利的压力［2］［3］［4］。

“慢就业”现象使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和就业政策面临了新的挑战。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大学生在毕业后较长时间内未就业会直接造成人力资本的贬值［5］。劳动力市场错配理论认为，劳动力供给与职位需求的错位是产生就业困难的重要原因［6］。在国际上倡导的技能预测框架（Skills Anticipation Framework）展现了一种前瞻性视角，它强调教育体系需积极预测并契合未来行业技能要求［7］。这启示我们需从教育与产业两个系统的联动中探索解决路径，而产教融合正是将两个系统紧密结合的改革理念，且已成为我国教育改革重要战略举措。2017年以来，我国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深化产教融合，覆盖面也从单一的职业教育向整个教育体系延伸。直至2023年，全国已完成5 247家产教融合型企业的培育认定，21个城市获批为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城市，加快了教育链、产业链、创新链的紧密衔接［8］。

综上所述，本研究旨在从产教融合的视角重新审视“慢就业”问题，探讨以下三个核心问题：第一，“慢就业”现象形成的原因是什么？第二，能否通过产教融合的独特机制来纾解“慢就业”问题？第三，探讨基于产教融合背景下的“慢就业”问题纾解政策，从政策体系设计与实施角度提出改进策略。本研究将“慢就业”现象放到产业发展和教育改革的交叉领域进行考察，丰富就业研究视角，促进就业理论与产教融合理论的融合发展，为建设更具韧性和适应性的就业生态系统提供新的思路。

二、“慢就业”现象的形成原因

“慢就业”现象的本质是供需矛盾和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变迁与个体职业选择多元化的互动反映。若以产教融合的视角审视这一问题，则是根植于教育体系与市场需求、职业能力与就业市场、认知偏差与就业信息差之间的矛盾。

（一）教育供给与市场需求的结构性失衡

教育供给与市场需求的结构性失衡是引发“慢就业”的根本原因之一。这种失衡主要表现在高等教育的扩张与人才供给结构的变化、产业升级对人才需求提出的新要求以及教育体系对市场需求变化反应的滞后等方面［9］。为了提升国民整体教育水平，我国实施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教育机会均等化的高校扩招政策，对招生规模、高校数量、专业设置等方面进行了扩张与优化，却忽略了日益多元化、专业化的市场需求。大学毕业生数量激增的同时，造成了人才供给的积压。教育部在2025届就业创业工作会议上披露，2025届高校毕业生规模达1 222万人，同比增加43万人，再创历史新高［10］。高等教育的扩张与市场需求的变迁，造成了某些传统专业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中面临供大于求的局面，而新兴产业急需的专业人才却呈现供不应求的态势。这种供需结构的不对称，直接引发部分毕业生难以找到与他们专业背景相符合的工作岗位，从而选择“慢就业”。在数字技术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的普遍应用，使传统产业结构升级换代，新兴产业快速崛起，要求人才不仅具备专业技能水平，还需要跨学科知识背景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由于教育体系对市场需求变化反应的滞后性，传统的学科划分和固化的课程体系，难以满足当代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要求，以课堂讲授为主的培养模式和教学内容的更新速度，跟不上产业发展的步伐。这种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之间的脱节，造成毕业生为增强自身竞争力以适应市场需求而选择延迟就业，利用这段时间参加培训与进修课程，拓展知识与技能储备。这些问题反映出的结构性失衡，本质上是教育系统与产业系统之间欠缺有效的沟通和协调机制。高等教育机构在设置专业与制定培养方案的阶段，往往缺少对产业发展趋势和人才需求变化的深入了解与精确把握，而企业对于人才需求方面的反馈，也难以及时、有效地传导到教育系统里。这种信息传递和响应机制的缺失，进一步加剧了教育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失衡，成为“慢就业”现象持续存在的重要原因。

（二）职业能力与就业市场的需求不匹配

职业能力与就业市场的需求不匹配，是“慢就业”现象持续存在的另一个关键因素。这种不匹配主要体现在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脱节、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不足以及职业软技能培养缺失等方面［11］。我国高等教育长期过度倾向于理论知识的传授，忽视了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一项针对用人企业的调查显示，诸多企业认为应届毕业生的实际操作技能和经验存在明显欠缺，新员工需经过大量岗前培训后才能胜任工作［12］。这既增加了企业的人力成本，也削减了企业招募应届生的积极性。对于毕业生而言，技能欠缺会造成入职适应期延长，甚至在求职路上不断碰壁，只好选择暂时退出求职市场去提升能力，从而引发“慢就业”。在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创新创业能力已成为衡量人才质量的重要指标。即便众多高校开办了创业课程及竞赛项目，但往往只是流于形式，授课老师缺少创业实战的相关经验，课程内容仅停留于理论层面，创业比赛的评审与指导未达专业水平。这种状况导致不少毕业生虽掌握了专业知识，但缺乏将知识转化为创新成果以及创业项目的能力。应对复杂的市场环境时感到力不从心，因创新能力欠佳成为其求职路上的障碍，从而加入“慢就业”的队伍。职业素养以及软技能欠缺，也影响着毕业生就业胜任力，一些毕业生在求职面试当中呈现出的职场礼仪、沟通表达能力不尽如人意，难以给用人单位留下专业成熟的印象［13］。这类隐性能力的不足往往难以自觉和及时弥补，需通过实习实践及职场磨炼来增强，因此毕业生也容易倾向于选择“慢就业”来实现过渡和提升。

（三）就业信息不对称与职业认知偏差

就业信息不对称与职业认知偏差是导致“慢就业”现象的第三个重要原因。这主要体现在就业市场信息传递机制的局限性、学生职业期望与现实的错位、以及职业规划能力与职业规划指导的不足等方面［14］［15］。就业市场信息传递机制的局限性体现在毕业生和岗位需求之间的信息不畅和信息偏差，许多高校的就业网站信息更新滞后、发布形式单一、覆盖面狭窄，缺少对职业发展的详细介绍和对市场需求的动态追踪，影响毕业生对就业规划的精准判断，导致错失就业良机。另一方面，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许多企业对复合型人才求贤若渴，在制定人才招聘要求时，根据需求拔高相关岗位的学历和技能门槛，却忽略了高校实际的人才培养规格，增加了毕业生求职的难度和企业的招聘成本与时间成本，造成人才标准与实际供给的脱节，形成延迟就业的被迫选择。

在当下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受到媒体宣传、社会环境、家庭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许多大学生对某些“热门”行业或职位、薪资待遇或工作环境的期望值过高，忽略了自身职业成长所需的磨炼与沉淀，这种期望与现实的落差造成了错位的择业观念，使一部分毕业生主动放慢了就业步伐。据上海市的调查，在选择“慢就业”的毕业生中，有相当比例是因为对岗位和职业发展有更高要求，希望等到更好的机会，从而形成“慢就业”［16］。同时，在传统观念里，公务员、教师、医生等职业被视为“铁饭碗”，稳定体面，社会地位高，家长们出于对子女未来生活的担忧，往往鼓励他们报考这些岗位，竞争异常激烈。然而新兴行业崛起，未来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毕业生在择业时往往受到家庭背景的影响，对其敬而远之，甚至对某些职业存在刻板印象或偏见，致使就业选择面愈发狭窄，忽视了一些潜在的就业机会，进一步加剧了“慢就业”现象。

三、产教融合纾解“慢就业”的作用机制

（一）供需匹配机制：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的动态协调

搭建教育与产业紧密沟通的桥梁，是高等教育机构人才培养目标更加精准地对接市场需求的必然选择。产教融合通过校企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让教育与产业直接对话，定期邀请龙头企业、行业协会参与高校专业建设，根据产业发展需求调整专业布局，设立更贴合市场需求的课程内容。如我国深圳技术大学紧扣“20+8”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需求，积极调整教育体系布局，与知名企业深度合作，开设“腾讯安全英才班”“百度人工智能菁英班”“鲲鹏菁英班”等特色班级，依托企业资源与技术完成人才培养目标，确保毕业生所学即所用。又如德国著名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中，职业学校与企业联合制定培养标准，每隔几年根据技术演进修订培训大纲，以保证技能培养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同步。这种供需紧密对接使德国毕业生就业率高达96%以上，我国深圳技术大学特色班首届毕业生就业率达90%以上，就业市场匹配率极高。

在深化教育改革与产业结构转型的大背景下，校企协同育人模式优化了人才供给结构的供需匹配机制，通过建立校企联合培养基地等方式，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机会直接接触到产业前沿，培养实际工作所需的技能［17］。例如，重庆永川区联合本地制造业基地，实施深度校企合作，每年按企业定向培养标准输送数千名技能人才，保持着近年年均约5万的技能人才输送纪录［18］。日本、新加坡等国同样大规模推行产学合作的带薪实习制度，让学生在毕业前积累企业工作的相关经验，实现供需的预先匹配。新加坡工教院（ITE）的统计结果显示，其开展的“工学交替”项目中，有80%的毕业生留在实习企业，顺利实现从校园到职场的点对点过渡［19］。该模式提升了人才的市场适应度，一定程度上缩短了就业磨合期，在供需匹配机制中发挥着桥梁作用。

政府还应依托产教融合平台，构建产业人才需求预测与专业预警机制。经由产教融合信息平台汇聚企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数据，按周期发布紧缺人才名录，引导高校对应扩大或缩减相关专业的招生规模。国际已有的技能预测框架所提倡的做法是由政府牵头及多方参与，对未来劳动力市场需求进行前瞻性预估，以此指导教育培训［20］。我国部分区域已开始探索，教育部发布的新专业目录、各省给出的专业预警公告，都可视为供需匹配机制在宏观政策层面的体现。通过这些举措，可以逐步达成人才培养规模及专业结构与产业发展需求的动态适配，减少因供需错位造成的毕业生就业问题。

（二）能力提升机制：职业素养与实践技能的协同发展

产教融合把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作为核心，重视职业素养与实践技能的协同发展，为学生搭建一个全面的能力提升机制。在产教融合环境中，这种设计不是停留在传统的课堂教学层面，而是构建一个包含理论学习、实践操练、项目实战和职业体验的多维度培养体系。这一体系主要在我国应用技术型高校推行，形成“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的循环式培养模式，从大一开始就安排学生进入实验室或企业见习，大三开展持续半年的顶岗实习，在课堂学习与岗位实践的不断交替中锻炼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例如，我国山东地区青岛职业技术学院与海尔集团合作搭建的实训中心，让学生直接加入企业生产流程中，在真实场景里锻炼技能［21］。德国也有类似做法，“双元制”要求学生每周安排3至4天在企业接受培训，安排1至2天在学校学习理论课程，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教育相互印证，为毕业生提前积累2至3年的工作经验。在这样的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其技术熟练度和职业素养远超其他毕业生。

产教融合的培养模式或许可以为学生“软硬技能”的协同提高提供有效路径。传统教育一般侧重于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等“硬技能”的培养，忽视了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解决复杂问题等“软技能”素质的提升。产教融合模式引入企业项目案例，让学生分组完成实践项目，以此锻炼其项目管理和团队协作能力。还有部分高校邀请企业人力资源主管为学生开办职场通识讲座，或开展模拟招聘、创业实践等类似活动，让学生更加明晰职场规则与要求。

产教融合支持高校联合企业共同创建创新实验室和创业基地，鼓励学生参与创新项目或开展自主创业实践，为学生搭建起创业孵化的广阔平台，进而提升其创新创业能力。广东省深圳技术大学与企业联合设立了粤港澳大湾区首家集成电路学院，着力培养克难攻坚型技术人才，训练学生创新思维。其中就有一部分学生团队通过学校孵化器的助力，成功开办了科技型初创公司，实现了从学生到创业者角色的转换。ITE与当地企业和政府携手合作，组建起创新中心，学生在导师带领下完成了实际产品原型开发，诸多项目实现了创业成果的生产力转化。产教融合为学生在校期间搭建了积累创新创业经验的平台，使他们毕业时已获得一定的创新成果或创业项目，能够创造就业岗位，或依靠创新能力实现高质量就业。

（三）信息畅通机制：校企互动与就业信息的有效传递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信息共享或许对缓解就业市场的摩擦有显著效果。产教融合可打造多维度的信息共享机制，缓解供需双方的信息阻滞和认知错位。

创建多元的线上线下综合性信息交流平台，或许会成为信息的集散地和校企互动的重要载体。线上平台借助统一的信息发布，帮企业达成招聘需求发布的全区域覆盖，也能依据学生的专业背景与职业意向，实现智能化组合，推送精准的就业动态，提高就业信息的传播效率与精准度。目前国内某些招聘平台和高校就业网已开始尝试结合大数据技术进行功能提升，例如BOSS直聘借助大数据与推荐算法，使小微企业获得更多被看到和被甄选的机会。在深化产教融合的环境背景下，可由政府出面主导搭建全国范围内的毕业生能力画像平台，构建包含候选人教育背景、实习经历、所获荣誉、技能特长等基本信息的画像。岗位画像则需明确岗位职责要求、技能需求、薪资待遇、发展空间等。借助人工智能将传统招聘网站的“单向搜索”模式转变为“双向匹配”，打破求职者和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局面，提高就业匹配率［22］。这种全方位的信息共享机制可有效降低求职环节的不确定性，有望成为就业信息对接的“畅行高速”，改善毕业生求职信息环境，达成人才培养信息和就业市场需求的长期、稳定互通。

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看，校企深度合作或许会对学生职业认知和选择产生深远影响。通过定期开展企业参观活动，让学生近距离了解企业生产一线运作、日常运营流程、各部门工作职责以及行业的发展趋势等，这种依托真实职场体验形成的职业认知，可以极大程度减少学生毕业后因职业认知错误而产生的职业迷茫。还可以邀请企业HR为应届生介绍当前行业的人才需求以及基层岗位的成长道路，使学生认识到一线城市大厂固然吸引人，但二线城市的中小型科技企业也有诸多机会，且成长空间更大。这些做法可协助毕业生修正过高的期望值，更加实际地看待就业选择。

四、基于产教融合的“慢就业”纾解政策优化

（一）政策体系的系统化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制度设计

系统的产教融合政策体系是纾解“慢就业”问题的基础。深化产教融合涉及教育、产业、人力资源、科技、工信等多个领域，政府应在其中扮演好引导者和协调者的角色。2024年3月，天津市率先发布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这是我国第一部有关产教融合的地方性法规，对我国依法深化产教融合有着重要意义。再进一步，建议制定《产教融合促进法》，以确立产教融合在国家人才培养、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战略中的关键地位，明晰各主体的责任和权益，使深化产教融合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近年来，我国产教融合试点工作虽已取得积极进展，但仍需更高层面的制度化协调来扩大覆盖面、形成合力。例如政府应完善对产教融合的投入保障和激励机制，设立专项产教融合发展基金，用于支持校企共建项目、基地建设和教师企业实践等。对认定的产教融合型企业给予税收优惠或经费补贴，允许企业产教融合投资额的30%抵免教育费附加，以激励企业深度参与［23］。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体，在政策体系中承担创新培养模式和深化教学改革的重任，应在教育主管部门指导下优化内部考核，增加毕业生就业质量和服务产业发展方面评价指标与权重，还应主动加强产教融合顶层设计，如成立专门的产教融合办公室统筹校企合作事务［24］。在教育教学上，高校还应建立健全内部激励机制，将教师参与产教融合的成果纳入职称评定和绩效考核，鼓励教师积极参与产学研合作，践行“双导师制”，简化聘请企业工程师和能工巧匠担任兼职导师的流程，减少相应的限制，推进产学研协同育人。此外，高校可以探索实施弹性学制和学分互认政策，在不影响正常毕业的前提下，让学生在校期间灵活安排企业实习或创新创业。例如实行三年学习和一年企业实践的“3+1”培养模式，并承认实践学分。

企业作为产教融合的重要参与方，应在政策体系中扮演资源提供者的角色。政策体系应鼓励行业龙头企业牵头组建产教融合联盟，吸引更多的上下游中小企业与院校开展合作，扩大企业专家人才库规模，提供更多的实习机会和就业岗位储备。同时应健全企业评定标准，对在校企合作中深度投入、成效显著的企业授予“产教融合贡献企业”称号，鼓励银行在贷款利率和额度以及还款期限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政策体系应鼓励企业设立产教融合基金，支持相关研究和实践，开放科研设施和生产环境，为学生提供真实的学习场景。我国重庆永川区多家制造业企业与当地院校共建了31个产业学院，培养的人才大部分留在本地企业就业，实现了校企双赢［25］。而华为公司2013年启动的“ICT学院”（华为信息与网络技术学院，英文全称：Huawei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cademy，简称ICT）校企合作项目，更是在十年间达成了与全球范围内2 600多家高校的学院共建，培养了大量ICT技术人才，由企业主导的育人项目效果显著。

（二）关键要素的精准化设计：差异化策略的制定与实施

在供给侧，政策设计应聚焦在提高教育培养体系人才培养的质量及精准度。一方面，建议高校设立动态调整机制，按照产业发展需求及就业市场变化，及时调整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方案，可尝试构建“专业动态调整指数”，定期评估各个专业在社会上的需求度与毕业生就业质量，针对需求度不高、就业质量差的专业及时预警或实施调整。目前某些地区实行的专业“红黄牌”提示制度，恰好是这一思路的实践。另一方面，要积极推动课程体系的改革，新增跨学科课程和新兴技术相关课程，培养学生的复合能力和创新思维。教育部2025年4月向社会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全国高校累计新增专业点1 839个，共调整了157个专业点的学位授予门类与修业年限，停止招生的专业点达2 220个，撤销专业点1 428个，尤其新增了先进制造、“双碳”战略、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的专业设置［26］。高校应据此主动调整相关课程，做好交叉学科的安排设置，保证各专业学生都能接触认识与本领域相关的新技术、新趋势。

在需求侧，需着重提升企业参与度与招聘匹配效率。首先，扩大产教融合型企业的认定范围，带动更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参与进来。政府除了实施税收减免之外，还可实施见习补贴办法，对提供一定数量实习或见习岗位且留用毕业生的企业发放一定数目的补贴，降低企业用人初期成本。其次，加快就业服务及招聘模式的创新步伐，除了把大数据和AI技术整合运用到“智慧就业”里，提升就业匹配效率［27］，还要鼓励招聘进园区、行业专场招聘、线上直播带岗等多样招聘模式，增强信息传播的广度和匹配的精度。最后，要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允许企业将用于产教融合的开支在税前加计扣除，税务部门也可借助信息化手段，打造实用便捷的线上申报平台，简化申报材料流程，缩短审批占用周期，让企业及时享受到税收优惠。

在环境侧，要持续维护就业环境的公平健康。为推动高校及企业在产教融合阶段开展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需积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和利益分配机制，按照双方在项目中的投入、贡献和风险承担状况，合理分配知识产权的归属和收益分配比例，制定明确的规范和监管办法，保障双方之间的合作长期稳定开展。同时，要加强对用人单位招聘行为的监管力度，认真落实《劳动法》和《就业促进法》，维护就业的公平秩序，减少毕业生由于户籍、性别等因素在求职中遭遇的不公平现象，避免他们因此对就业灰心而选择逃避式的“慢就业”。

（三）政策实施的动态化路径：渐进改革与反馈调整的机制

面对“慢就业”这一复杂且动态的社会现象，政策实施应采取“渐进式”改革，并建立有效的反馈调整机制，可采用“试点先行—评估反馈—逐步推广”的动态实施路径。

第一，政策推行时预先开设试点，打造产教融合纾解“慢就业”现象的示范区与实验点。选择部分条件成熟的地区或行业作为试点，如经济发达地区或战略性新兴产业，率先实施产教融合政策。在某一区域内集中推进产教融合相关政策，诸如专业布局调整、企业激励政策、创新实习模式等，形成示范效应。在示范区内，政府、高校与企业通力合作，结合当地产业特色与人才需求，系统实施改革措施，并允许高校在学制设定、学分互认、导师选聘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为改革摸索前行道路。

第二，建设科学合理的政策效果评估及动态反馈体系。传统的政策评估多倾向于定性分析，缺乏定量指标支撑，因此建议设立一个多维度、可量化的产教融合政策评估指标体系，在人才培养维度，主要考量学生就业竞争力、职业素养和创业能力三项指标；在就业质量维度，着重评价就业率、薪酬水平、岗位匹配度等指标；在技术创新维度，关注专利申请数量、科技成果转化率、创新成果影响力等指标；在企业参与维度，考察企业资金投入状况、实习岗位提供数量、参与课程开发程度等指标；在社会效益维度，评估其对区域经济的促进带动作用等指标。如果评估结果证实某一措施（如见习补贴、专业预警）在试点过程中显著降低了“慢就业”率，则可考虑把该措施进行全面推广。反之如果效果不明显或出现新问题，就需要对措施进行调整或者替换。此评估政策的执行并非一成不变地落实，而是需要依照实际效果不断进行动态优化。针对“慢就业”这样成因错综复杂的问题，这种“边试点探索、边评估效果、边修正策略”的方法有利于找到最优解。

第三，逐步扩大政策推广范围，实现从点到面的扩散。可以率先在同类型地区（比如将东部某市的经验推广到其他东部城市）复制试点成功经验，再上升到省级乃至全国层面推行统一政策。一些改革可能需要跨地区、跨部门协调，则在积累经验后由上级部门牵头统一推进。需要强调的是，全国推广也应留有灵活度，允许各地结合自身产业和高校特点进行差异化调整，而非简单复制，既有统一方向，又鼓励因地制宜、实时调整。通过渐进扩散，既降低了政策一刀切带来的风险，又能不断积累经验、增强政策信心。从长远看，随着这些产教融合政策在全国铺开，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生态将逐步改善，“慢就业”现象有望得到系统性纾解。

参考文献

[1] 李宁.高校毕业“慢就业”的缘由与对策[J].人民论坛,2019(14):22-26. 

[2] 孙斌.上海市高校大学生就业困境内在逻辑的实证研究[J].运筹与模糊学,2024,14(02):1259-1269. 

[3][16] 央视网.高校应届生为何选择“慢就业”？这项专题调研给出分析[N/OL].编辑:郭倩;责任编辑:刘亮[编].转载自:澎湃新闻,(2023-09-14)[2026-01-05].

[4] 靳卫东,李淑玥,何丽.“慢就业”的职业损失:工资收入和工作职位[J].财经研究,2022,48(07):15-21. 

[5] Becker G S. Human Capital and the Economy[J].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92, 136(01): 85-92. 

[6]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What is skills mismatch and why should we care? [EB/OL]. (2020-04-01)[2026-01-05].

[7][20] 张学英,耿旭.欧盟技能预测实践概览:主体、内容与方法[J].职教论坛,2023,39(04):43-51. 

[8] 中国发展改革报社.产教融合如何变“一头热”为“两头甜”[EB/OL].(2023-07-07)[2026-01-05].

[9] 余胜泉,汪晓凤.“互联网+”时代的教育供给转型与变革[J].开放教育研究,2017,23(01):28-32. 

[10] 教育部.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同部署做好2025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EB/OL].(2024-11-15)[2026-01-05].

[11] 吴丹妮.以高质量就业为导向构建高校就业育人体系的思考[J].中国林业教育,2025,43(05):63-67. 

[12] 郑锋,戚正楠.企业参与高职院校产教融合意愿的影响因素探究——基于Logistic回归分析[J].职业技术教育,2024,45(11):66-73. 

[13] 孙文学.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学生职业能力培养——兼论高职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J].职业技术教育,2005,26(04):20-22. 

[14] 彭远威.大学生就业信息不对称刍议[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4(05):12-16. 

[15] 余嘉元.大学生的职业决策要避免认知偏差[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7(10):124-125. 

[17] 洪军,王小华,王秋旺,等.校企协同,产教融合卓越工程科技人才培养探索[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4(03):37-41. 

[18][25] 人民日报.产教融合共发展(重庆永川产教融合案例)[N].人民日报,2023-10-27(11). 

[19] Institute of Technical Education. Annual Graduate Employment Survey Report[R]. Singapore: ITE, 2022: H5. 

[21] 刘峰,周楠,张云龙.新型现代学徒制视域下智能制造专业群人才培养的新思考[J].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35(06):17-21. 

[22] 中国互联网大会.2025中国互联网企业家座谈会|赵鹏——中国互联网协会常务理事、BOSS直聘创始人、董事长兼CEO[EB/OL].(2025-04-28)[2026-01-05].

[23] 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委宣传部关于调整部分政府性基金有关政策的通知[EB/OL].(2019-06-28)[2025-05-06].

[24] 刘宝.产教融合组织建构:多层次组织间网络视角[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5,(06):922-998. 

[26] 教育部.教育部公布2024年度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并更新发布本科专业目录[EB/OL].(2025-04-22)[2025-05-06].

[27] 高志刚,季照兰.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研究[J].就业与保障,2025,(06):977-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