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路明：中国创新能力升级现象：背后的逻辑和启示

作者简介：周路明，国家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深圳）总裁、深圳市源创力离岸创新中心总裁、深圳市源创力清源投资基金董事长，曾先后任深圳市科技局副局长、深圳清华研究院副院长、深圳市科协主席等职，任内主持制定了深圳市一系列科技创新重大立法、决策研究工作，推动了民办科研机构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扶持了一批顶尖技术团队成功实现产业化。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呈现出显著提升的状态。这种能力增长现象是由一系列标志性事件构成的：中国电动汽车颠覆国际汽车市场、六代机发布、最近DeepSeek的出圈更是引爆国际科技、金融和地缘政治话题。目前，国际上对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势有很多不同的观点，但对于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的跃升这一事实却不约而同的予以确认。

但这种认知还停留在对中国能力增长现象本身的描述上：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在描述中国电动汽车发展态势时写道“美国、欧洲、韩国和日本的企业董事会都处于震惊状态”；《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是美国智库权威学者，前不久来中国考察之后在《纽约时报》上撰文，针对中国先进制造能力的增长，他评论道：“中国将埋葬我们吗？这完全是不可避免的”；《经济学人》最新的文章甚至形容中国制造为“伏地魔”；德国银行的报告描述中国创新能力增长用了“中国吞噬世界”这样惊悚的标题。这些表述反映的是西方面对中国能力升级的一种惊惧的情绪，远不是对中国能力增长的理性分析。

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增长的现象，在国内引起舆论场的狂欢，社会上弥漫空前的乐观情绪，似乎有了这些能力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就会顺水顺风。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增长的同时还伴随着经济下行的严峻现实，因此，对于中国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现象，高兴一下就好，更重要的是正确定义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增长的性质以及这种能力的来源，才能在体制机制、战略和政策工具上确保这种能力的增长趋势不会出现偏移，更重要的是帮助我们把这种能力转变为经济发展的成果。

如何认识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的增长现象？驱动这种能力提升的根源是政府、科学家还是市场？这种能力提升的路径是自上而下的成果转化所致，还是市场主体自下而上通过问题导向的创新迭代升级达成？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弄清楚“中国能力”的来源和形成机制，帮助我们在未来的发展中更好的提升这种能力。

本轮中国科技创新能力跃升现象不是发源于科学端，是来自于应用端，是由企业主导的创新活动，是市场化创新的胜利。中国市场化创新成果以震动世界的形式集中爆发，对于中国而言意义非同凡响，与我们过去看到的很多科学端华而不实的成果相比，本轮市场化创新的成果是解决问题的创新、是“产粮食”的创新、是切实增强国力的创新。

中国市场化创新能力增长看起来像是一种突变，类似于原子结构中电子的能级跃迁现象：当电子能量积蓄到一个阈值之后会从一个低能级状态跃迁到高能级状态，但这种能量的积蓄过程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中国市场化创新能力的升级经历了40多年的演变，并且形成了独特的模式，我们可以从这个演变过程中弄清楚“中国能力”的来源：

中国市场化创新是由四大板块构成的有机体，它包括制造业生态、基础设施、天地互联、大众创新。

第一块拼图是围绕电子信息领域形成的制造业生态。20世纪90年代，以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地区承接了国际电子信息产业的转移，IT产业成为第一个规模性植入国际供应链系统的板块。在与跨国企业的同城竞技中，诞生了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一大批民营科技公司，其中的佼佼者逐渐成长为国际型大公司。2000年之后，中国扩大改革开放引发跨国公司投资向内地延伸，IT产业生态扩展到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IT产业在自身发展的同时还逐步渗透到传统制造业，带动了制造业的整体进化，中国籍此成为世界制造工厂。

近代经济史上，制造业以如此庞大的规模在单一国度聚集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现象。这种规模性聚集随之产生了对物流基础设施的巨大需求，中国政府同步启动了持续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实现了物理世界的互联互通，形成了中国市场化创新的第二块拼图。基础设施建设使得快捷的物流成为可能，奠定了中国制造高效低成本的重要基础。

2000年前后，互联网在中国开始兴起，并逐步发展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实现了中国在虚拟世界的互联互通。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与西方有非常不一样的路径，它一开始就与实体经济互联互通彼此渗透，制造业生态产生的“联结”需求，催生了“天地互联”的模式，构成了中国市场化创新的第三块拼图。

中国产品能够形成巨大的成本优势，除了规模性之外，还有一个我们过去研究不够的地方，就是联结式创新带来制造业效率的巨大提升。“天地互联”产生了微信和支付宝这样的超级应用，基于中国庞大的制造业生态需求和基础设施网络的物流配送系统，使得微信和支付宝这种超级应用具备了经济上的可行性，而这些超级应用又反过来刺激了物流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扩大和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

所以，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高效率是一个系统性的效应。从这个角度上讲，理解中国应用端优势光说硬科技、研发是不够的，它是软硬结合形成的优势。一段时间以来，舆论场经常拿硬科技大厂贬互联网平台公司，说他们没技术，没有硬科技，只知道挣钱。这是对创新的误读，伟大的创新不在于技术本身的复杂性，而在于能否为人类解决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微信、支付宝这类应用和硬科技创新成果一样值得尊敬，是构成中国应用端能力的重要部分。

IT产业的兴起是创新从机械时代步入数字化时代的开始，IT产业的国际转移让中国抓住了进入新时代的机会，IT技术的广泛渗透在中国产业生态中形成的联结带来了重大而奇妙的化学反应，是中国能力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

机械时代的创新，发达国家依托车库文化、研发式创新产生了飞机、汽车、轮船、装备一系列重大创新，把机械时代的创新推向极致。这种基于文化基因、研发生态、制度环境形成的优势让后发国家只能处于苦苦追赶的状态。

进入数字化时代之后，数字化终端技术产品与人的关系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中国人和欧美人在理解和处理这种关系上出现了明显的差异——欧美人抗拒数字产品对既有生活方式的颠覆，中国人却热情拥抱数字产品，并且乐于在人机互动中创造新的生活方式，这种重大的文化差别也是中国大众参与数字化创新的一个重要原因。截至今天，中国已经拥有11亿数字化公民，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到数字化的创新生态中形成了大众创新的局面，构成了中国市场化创新的第四块拼图。小米、大疆、抖音、美团这类生态型企业都从大众创新中获得惊人的发展。

基于大众创新和数量巨大的中小企业构成的创新底座产生的自下而上的创新驱动方式，中国企业获得了强大的生态赋能。从苹果公司和波士顿动力这些企业在智能制造这一轮与中国企业的比拼中看到，获得生态助力的中国公司拥有一些独特的优势。中国科技创新最新的发展态势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即制造业的空心化使得美国的创新体系出现了一个重大的破口——应用端知识系统的缺失。现在，你可以说雷军英语不好，不能再说小米没有技术。

中国的市场化创新是一个规模宏大的有机体，这个有机体已经具备了自我进化的能力，这个进化不仅体现在传统制造业的技术进步，还表现在电动汽车这样的新兴产业，并且产生了很多风靡世界的中国式应用（TikTok、小红书、SHEIN等）。而DeepSeek的出现则给了我们新的惊喜，中国应用端形成的创新有机体甚至已经能够通过提出高水平的问题激发出源头创新。

DeepSeek对于中国而言，其重要性并不在于一项技术的突破，大国竞争不可能靠一项技术改变国运，但它在方法论层面的突破具有颠覆性，它改变了一种认知——源头创新是欧美人的专利，中国只能通过学习的方式追赶欧美。

美国之所以把“小院高墙”作为科技战的基本策略，源自于西方对于盎格鲁撒克逊人“专属能力”的自信，他们相信只要阻断了中国人学习的渠道，就能够迟滞中国的发展。DeepSeek颠覆了这个逻辑，成功动摇了盎格鲁撒克逊人根深蒂固的优越感，证明中国人依赖本土的创新生态也能够在创新金字塔的顶端占有一席之地。DeepSeek打造了一个源头创新的样板间，这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中国科技创新能力跃升的同时，我们还面临经济下行的严峻挑战，这种矛盾的图景是十分罕见的现象。这里面固然有很大一部分源自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外循环挑战，但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对中国市场化创新动力机制和能力来源存在的认知误区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由此产生的资源错配和政策重心偏移挫伤了很多中小民营企业的信心。所以，我们需要认真总结中国市场化创新的崛起过程的经验教训，才能把国家科技创新迅速增长的能力转变为经济发展的成果。

回顾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增长的过程，给我们几点重要启示：

1. 市场化创新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基石

从中国创新能力增长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经济制度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市场经济制度让个体能够以自主灵活的方式参与到经济活动中，通过市场选择、优胜劣汰形成的奖励机制实现了对民众创造力的极大解放，成为市场化创新的原动力。

市场化创新首先在科技资源匮乏的深圳取得巨大成功，进而扩散到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大量中小企业参与到科技创新并形成了市场化创新金字塔模式的底座，这个创新底座通过持续的微创新堆积效应逐步向金字塔的上游进化，其中一部分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形成了金字塔的塔尖部分。

国内外的经济学家对中国金字塔底座的创新逻辑一直缺乏研究，很长时间人们认为中国应用端创新是单向依赖于发达国家的源头创新能力才能生存，却未能意识到中国在应用端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知识体系，它与上游的知识越来越形成互补的逻辑。美国希望通过脱钩断链打击中国之所以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就是因为全球供应链离不开中国在应用端形成的知识体系。

近10年的贸易战、科技战也向我们证明，市场化创新能力也是我们应对脱钩断链、卡脖子等地缘政治封锁的关键依托。过去这些年，市场化创新形成的硬科技制造、电子商务、移动数字应用等多样化的能力，帮助国家在传统制造业、战略新兴产业、军工产业等领域实现了能力跃升，TikTok、小红书等公司甚至在国家软实力拓展方面带来意外的惊喜。

对中国市场化创新能力的溯源让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坚持推进和完善市场经济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中国市场化创新能力根植于数量巨大的中小企业和个人构成的创新底座，我们不能把科技创新简单归咎于支持科技型企业，而是要通过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核心作用，形成中小企业活跃、大众参与的局面，才能疏通经济的微循环，拉动消费，维持规模宏大、闪闪发光的基础设施网络运营，繁荣物流电子商务，保证应用端驱动的创新动力持续发展。实践证明，疏于照顾中小企业会损害国家创新底座，不仅制约市场化创新能力的提升，也影响把科技创新能力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成果。

第二，发挥好民营企业在市场化创新的作用是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增长的关键。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对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特殊作用已经形成了重要共识，未来需要通过立法和政府施政方式的改善增加这种共识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中央民营企业座谈会在经济社会层面带来的积极变化说明，发挥好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战略中的作用不仅事关国家能力的增长，还会提振信心，帮助我们把市场化创新的能力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成果。

第三，市场化创新是中国应对地缘政治封锁，突破生存与发展瓶颈最为有效的工具。中国未来数十年的发展都将面对不友好的外部环境，中国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在于能否突破地缘政治封锁，让市场化创新能力通过外循环充分释放。中央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是市场化创新能力延伸的重要工具，推进这个战略的关键是寻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共识，而中国市场化创新所遵循的市场经济规则和科学理性精神正是最大的国际共识。只要我们坚持这个国际共识来开展国际合作，就能够让“中国能力”在服务世界的过程中实现自身发展的目标。

一段时间以来，国内自媒体把焦点放到外交问题的论战上，网民持续与我们的重要客户大规模骂战是个很糟糕的事，不利于推进市场化创新参与外循环。最近，国内媒体热衷于把中国科技创新能力跃升现象与中美科技战挂钩，炫耀战果，这也不是个好现象，会给“中国威胁论”提供新的口实。与美国打一架本不是我们的初衷，也不是未来的目标，中国市场化创新的能力增长应该放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的框架下论述，重点表述的应该是中国能力如何造福世界。客观上，中国市场化创新在应用端形成的解决方案，是参与国际社会合作、尤其是推进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的重要依托。

第四，重塑产学研关系。本轮中国科技创新能力跃升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应用端，而不是科学端。当然，科研系统在市场化创新过程中提供了人才支撑，在问题导向的产业技术创新过程中提供了部分研发协作，但这是一种间接和辅助的作用。我们原来设计的成果转化模式希望科研系统成为国家创新能力提升的决定性力量，这一目标在这一轮创新能力增长过程中依然未能实现。

长期以来，来自于高度行政化系统的科学家在资源配置、政策工具、科技评价等方面主导了国家的科技创新战略，带来了资源的严重错配，这个架构设计深受范内瓦·布什《科学：无尽前沿》报告中关于“所有的创新均源自于科学”这一判断的影响。但国际科学界在过去20年已经对布什的这个观点进行了重大修正，斯托克斯1979年在《巴斯德象限：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一书中提出的产业问题导向的“巴斯德象限”研究范式被各国科技政策界广泛接受，一个新的趋势正在出现，市场主体越来越成为科技创新的主导力量。

最近，马斯克挥刀斩向美国科学、教育界引起国际科教领域巨震，国内有科学家发文怒批马斯克破坏国际科学合作和基础研究发展。但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世界科学研究最为成功的国家也不能忍受无厘头科研的现状，表明科技创新回归解决问题的轨道正在成为新的国际趋势。值得注意的是，最新人工智能引发的创新浪潮中，站在一线的都是市场化主体（从OpenAI到DeepSeek）。

有人把DeepSeek的成功归咎于基础研究和成果转化的胜利，这有点牵强，没有证据显示DeepSeek是成果转化的结果，它是企业家基于中国产业问题（算力卡脖子、基于大众创新的开源模式）开展的源头创新工作。今天中国产业的技术创新能级已经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不仅能够提供高水平的问题推动源头创新，在部分领域甚至成为国际领先。再坚持通过扩大科研系统的投入支撑未来发展的理由已经站不住脚。中国创新体系亟待解决的问题是重塑产学研关系来改善创新体系效率。

重塑产学研关系，现实可行的路径是在产业和科研的结合部打造研发型公司集群，让这个板块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引擎。战后美国科技创新能够长时间居于世界领先位置，依托的正是大量研发型公司集群产生的持续创新活动。这个由年轻技术天才构成的创新群体是过去数十年科技创新的变革性力量，数量众多的研发型公司参与试错推动了战略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也是因为新势力参与试错带来的成功，反观欧美车企，依靠百年老店选择技术路线反而错失了电动汽车发展的先机。

DeepSeek的横空出世竟然能够搅动国际金融、科技和地缘政治风云，让国人对于研发型公司的革命性特质有了全新的认知。DeepSeek和近日冒出来的Manus都与大学的教育和科研产生了不同程度的交集，这说明在人工智能时代，研发型公司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科学端的教育和科研设施，研发型企业集群确实能够在塑造新的产学研关系方面发挥独特优势。把研发型公司集群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一个重要支点进行构建，可以在创新体系里面起到顶天立地的作用（激活体制科研、推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2. 如何在市场化创新中释放国家能力

中国创新能力跃升的过程中，政府扮演了什么角色？厘清这个问题尤其重要，它不仅关系到未来市场化创新的可持续发展，还关系到市场化创新的能力是否能够有效转变成经济发展的成果。

西方智库和学界都认定中国政府在本轮创新能力增长中扮演了主导性角色，国内很多人也倾向于接受这个观点。但这里面隐含着一个巨大的话语陷阱——西方舆论场认定中国政府在科技创新中的主导作用，是想强调政府通过非市场手段促成了科技创新的快速进步，导致所谓的产能过剩冲击国际市场。这是西方阻止中国市场化创新能力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策略。

所以，我们要避免简单的为政府评功摆好来论述市场化创新能力增长的逻辑，以免为中国市场化创新参与外循环制造障碍。正确的描述中国市场化创新的底层逻辑，有助于塑造中国市场化创新能力参与国际竞争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在中国市场化创新能力的增长过程中，政府做对了几件事情：

一是保持了发展市场经济的战略定力。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市场经济是国家的大政方针，不管国内外形势如何变化，这个基本方针没有出现重大偏移，在十八大报告中进一步把市场配置资源提高到决定性作用的地位。这个战略定力确保了国家市场化创新能力增长的动力机制得以巩固和发展。中国发展的实践成果也充分证明，中国人的国民性（勤劳、包容、拥抱变革）与市场经济高度契合，推动了市场化创新能力的快速提升。

二是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近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所有的经济体崛起都伴随着重大的改革开放进程。通过开放形成的人才、资金快速流动和贸易的繁荣，是市场化创新的必要条件；同时，开放条件下形成的学习网络，也给市场化创新提供了重要条件。深圳科技创新的成功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建市之初只有两个工程师，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借助香港的国际触角融入国际供应链，并且形成了“深圳-台湾-硅谷”金三角学习网络，迅速成为世界IT领域应用端创新的先锋城市。这个开放学习的网络向内地的延展带来了中国市场化创新能力的扩散，中国应用端的知识系统也成为国际供应链不可或缺的支撑。

三是初步形成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释放举国体制优势的方法论。举国体制是中国组织创新的一大优势，但不能把政府花大钱解读为举国体制的核心，这会导致举国体制被污名化。实际上，过去的案例表明政府直接站到一线分钱并不能导致市场化创新的成功，相反，凡是违背市场化配置资源的努力最后都会阻碍创新。

中国电动汽车产业成功最重要的经验在于，政府找到了一个在市场化条件下科学释放国家能力的方式，让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成为新兴产业的组织者，成为联结政府和市场的关键节点，重点解决跨部门协调和政策工具研发，动员国家能力解决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市场失灵的痛点，促进了产业的快速发展。

新兴产业发展初期，都会出现产业生态不完善的问题，按照传统的产业发展模式，这些缺失的环节都交给市场去慢慢修复，比如电动汽车产业发展初期涉及充电桩之类的基础设施是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但中国没有坐等市场修复生态缺陷，而是通过政府以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合理分工来修补生态缺陷，促成产业快速发展。在虚拟世界的基础设施方面也有类似的做法。这是国家能力在市场化条件下合理释放的成功案例。

在国家能力巨大增长的同时伴随着经济发展面临的巨大困难，我们更需要总结，是哪些因素阻碍了市场化创新的能力转变为经济发展的动能，其中主要问题在于一部分民营企业缺乏信心。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发生？

第一，部分政府官员对于市场化创新的性质和能力来源存在认知缺陷。依然相信创新可以被计划，相信所有的创新源自于科学，导致了资源的严重错配，也妨碍了市场化创新的能量向产业的转移。

第二，形式主义泛滥干扰经济发展。部分公务员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应付形式主义的议程上，疏于照顾国家“创新底座”。一些政府部门以子系统目标最优为导向，设置很多形式主义的规管流程加诸于市场主体，给企业经营管理带来额外的成本和负担，其中很大一部分甚至来自非经济管理部门制造的形式主义流程。这也是打击信心的一个方面。

第三，一些部门和地区未能遵循中央“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方针处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关系，在充分竞争领域给予了国有企业超国民待遇，造成了民营企业的信心流失。尤其是一些国有企业利用资源、应用场景的垄断优势，设置创新板块搞“伪创新”，用民营企业的能力和产品包装自主创新业绩，压缩了民营科技企业的生存空间，这是特别需要纠正的恶劣行为。

第四，部分公务员陷于“安全生产模式”，放弃了问题导向的制度创新。市场化创新本质是不断的改变，公务员监管却陷于确定性的流程管理，很多人只愿意跟着领导过河却不愿意摸着石头过河，这让创新过程中不断出现的问题很难及时得到解决。举国体制不能只有顶层设计、没有基层反馈，这会置巨大的经济系统的运行于风险之中。公务员监管部门拥有极大的权威，如果在反腐的同时把促进市场化创新也纳入监管范围，消除公务员“安全生产”的顾虑，让公务员重燃问题导向制度创新的热情，中国科技创新将获重大助力。

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的跃升现象是21世纪最为重大的地缘政治事件之一，在科学端、应用端、虚拟世界和物理世界的创新能力同时达到世界前列，中国是唯一的案例。尽管这个系统在科学端和应用端还有明显的裂痕，但在科技战倒逼形势下，这些裂痕也在逐步弥合之中。这意味着中国能力未来还能够触达更高的能级。

定义中国能力增长的性质和背后的逻辑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社会上存在很多对市场化创新的误解和干扰市场化创新的做法，如果不及时纠正这些问题，会侵蚀国家市场化创新的底座，进而危及科技创新能力的形成机制，给国家未来发展埋下隐患。